亚洲经济的飞速增长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差不多有19亿亚洲人(欧盟人口的4倍多)，每天仍靠不到2美元度日。要把这个数字降下来，亚洲各经济体则必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亚洲大约17亿总劳力中，至少5亿人失业或就业不足。未来10年，约有2.45亿新工人将进入亚洲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危机的轮廓已逐渐成形。

光靠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无法解决问题。即使在已取得相对较高产出增长率的国家，就业增长也一直令人失望。在那些资本密集、劳动生产率高、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合同明确的正规经济行业，情况尤其如此。

高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经济也不例外。1995至2002年，中国国企下岗导致制造业就业惊人地大幅下降了约15%。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就业每年增长3%，但劳动力调查表明，多数就业都是在非正规部门。

在印度，尽管高速经济增长贯穿了几乎整个90年代，但非农总就业中的正规部门就业比例从19.5%下降至16.8%。近年，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正规就业比例都已下降或停滞。

通常都会把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怪罪于严格的劳动法。许多亚洲国家的劳动法当然可以得到改善，但它们不是拖累创造就业的主要原因，光有更好的劳动法，还不能使新的就业岗位激增。

亚洲各国政府需要拓宽眼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企业发现了获得利润的机会，就会投资于新产品。这些投资会创造就业机会，还会产生超过已建成的工厂或种植园的连锁反应。

在众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严格的银行法、破产法和土地法互相作用，导致工业停滞，阻碍了投资。薄弱的基础设施和零散的地方商品市场，妨碍了新投资和由此产生的新增就业。只有在这些关键领域进行改革，修改劳动法才有意义，才能给更多工人带来工作机会。

企业面临采用人力节约技术的竞争压力，这使得上述挑战更为复杂。如今，制造业扩张给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带来的就业增长，不太可能达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水平。虽然城市就业增加肯定是好事，但对亚洲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的穷人而言，这不会有什么帮助。

要克服这些挑战，许多国家需要新思维、新的增长促进政策，以及坚强的政治意愿。若要把生产性投资吸引到农村地区去，政府必须首先投资于公路、桥梁和市场等农村基础设施，这些是扩大经济活动所必需的。

为强化农村经济和城市非正规部门，政府必须为经营非正规企业的企业家建立产权制度，并向他们提供更好的贷款和服务渠道。如果想创造能够减少贫困的就业规模，政府必须更紧密地与私人部门合作，发展非传统、高盈利、但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增长项目。为充分利用上述举措，政府必须在人民身上追加投资，帮助他们发展市场需要的技能。

这是一个完整的议程，需要很多发展中国家做出艰难的决定。农村需要基础设施、获得资本与教育都不是新问题，日益增长的国家预算需求也不是新问题。在部分快速扩张的亚洲经济体中，就业方面的新问题是：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持续——其实也是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增长。政府必须找到刺激就业增长的方法。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潜力得到了普遍认可——未来20年，该地区可能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但除非亚洲各国政府将创造就业列为国家中心目标，并制订有时限、可行、可靠且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否则该地区仍会受到严重失业、就业不足、贫穷及其造成的所有社会挑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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