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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的中央直属新闻出版单位的工作经历,与这一年多的社会地位、个人角色的大转换,使我感觉到不仅事业上的发展处于瓶颈状态,甚至日常的生活和思维的状态都处于“倒序”。在实际工作中,想不通的很多,想不透的很多,本来不应该烦恼却烦恼不尽的又有很多……有焦虑得不敢听手机铃声的时候,有不愿意踏进公司大门的时候,甚至有对下属心灰意懒的时候……说得更直白点儿,所有的问题已经堆积到天花板的尽头了,但那并不是石板,剩下的只是薄薄的一层窗户纸,单等这神来之笔的轻轻一点,光明就会在眼前。还好,几轮课下来,不论是从事业上还是平日的生活状态等方面都令我豁然开朗。同时,将最有感触、最需要实践的几点理论用到工作中,应该说效果很不错。
我所在的这个文化传媒机构,在从事文化产业的外资民营企业里,属中游的位置,十一年的时间,发展成有200左右的正式员工,6个子公司,且在100多家电视台拥有自己的日播栏目和贴片广告时段。
但是,在公司不断发展的同时,仍会出现许多并不和谐的音符。
一般来说,在文化产业的民营企业中,团队和个人做事虽然是以时间和效益为第一,没有了体制内的“阶级斗争”和“过招高手”,但终归由于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的特殊问题,文化,新闻出版的“最后阵地”的把守,而造成了大多数的体制内能做事的人做不了事,体制外(民营)不能做事的人反而有事不屑于做或不能做的局面。再加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体制外的文化产业长期处于灰色的边缘状态,所以,必然造成了员工与公司双方利益难求“短暂统一”,矛盾也由此而生,“家和”很难维持。
再者,文化产业本身创新的时间长、要求高,风险大的同时,从事此产业的人大多数是很有个性的文化人,企业内部的特殊性比普遍性还要普遍,更难于管理和沟通。
从春天到秋天,在未名湖畔,听北大的老师授课,对我这个刚刚下海、只有一年多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说,非常及时,而春天播下的种子在金色的10月结了果实。这也印证了我初来北大的想法,在解惑、学管理之“术”的同时,寻求管理之“道”,做人之“道”。
比如,上周建波老师的课,把平时看似“哲学”又很“深奥”的人生意义,用“富贵、交换”两词即破。
理解这一点,对我个人来说很有意义。因为由于单位体制的360度转换——从机关到外资民营,价值观近乎于被颠覆,更不要说以体制内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体制外的种种事和人了。现在遇到的人,多半是没有了追求所谓的“崇高”目标,只有对交换的不满。同时,下属的背景和专业素质也与以前的同事大不相同,但他们所要求的远远大于他所付出的。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招聘面试的时候,为年轻的应聘者漫天要价而瞠目结舌,也为我的员工拿着比在机关还要多的月薪嘴里却天天在嘀咕钱少而烦闷;其实,大家无非都在求“富”,小小富、小富、大富,或许还正在“脱贫”阶段,那么“富贵论”,让这些现象都变得可以理解,很正常。
后来,我还把交换论用在了我的一次培训中,呵呵,还非常奏效,因为先讲“富贵论”,再讲“交换论”,显然在让下属都恍然大悟并分析自己为什么对现状总有不满的同时,又让大家自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个人价值和公司薪水之间的交换理念。结果,两个月来,员工基本上保持了少见的平和状态。
当然,在学习的同时,更加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尤其是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要尊重行业发展的规律,也要尊重市场大规律,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做到,就是朝最好的结果走,同时做好准备在最坏的时候把公司的损失降到最小。而用战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看企业,更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几个月下来,工作颇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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