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教书，我感觉就像是提前退休一样，待遇一般，而且我研究生读的是工商管理，教学没有实践经验，还是有些缺憾。如果放弃读博，到企业去干，就得放弃教学，我现在还是拿不准。

      做到这一步，你的经济收入也不会太少。稿费课酬长流水，企业讲座金钱雨。因为你的学术名声，说不定会被几个大型企业请去做独立董事，一次董事会的收入可能就超过了一年的基本工资！啊！人才利润不平均率，原来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把它一举打碎的！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或者说，在一个社会发展走过了转型期的社会，比如欧美日本，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可能也会有“企业”还是“大学”、“经商”还是“从政”、“学术”还是“应用”之间的两难选择和困惑。但是，在那里，人才的价值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人才利润平均率”的规律之中。去企业做，工资可能比较高，但风险加压力，有些人就宁可选择大学；在大学，虽然精神的自由加生活的宁静是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但更有人愿意在市场上枪林弹雨，冒险追求自己对于财富的无限野心与抱负。

    在这些发达国家，无论在政府工作、企业工作，还是在学术单位工作，同等学历、同等年龄人们的收入基本是平均的。当然不同的地方工资有高有低，但是，那里绝对没有中国这个急剧发展中的社会所独有的这种非常奇怪而不公平的“人才利润不平均率”。

    好了，我来给我发明的这个名词做一个定义吧：什么叫“人才利润不平均率”？简单说，人才利润不平均率，是在中国政府、学术机构、国营企业、外企、私企之间系统存在的报酬体系不平等、不平衡现象。

     根据我老人家在中学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利润平均率”——自由竞争使得市场各行各业的利润率趋于平均。一个行业有暴利，大家都来做，结果导致这个暴利下降；一个行业利润薄，做的人就少，于是使得这个薄利渐渐提升……看不见的手，在调整着社会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利润平均率”。

    既然资本的利润有一个平均率，那么，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本——“人才”的利润，也就是人才的价值，显然应该也有一个平均率。因为经济行为中最大的成本和利润都和人才有关。因此，人才利润平均率，事实上是发达市场经济中一个既定的规律。

     更有甚者，发达国家的人才，在政府、企业、学校、地域之间是自由流通、相互竞争、永远不断地在争抢攀比的。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还是企业，“边远”地区，要留住人才，就必须不断在人才价格（工资）与价值（待遇，包括非物质因素）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出现，就是“人才利润平均率”的实现。

    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各阶层都处在急剧的变革与转型中，变革与转型，本质上就是调节其与社会各方面相关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资本利润平均率”首先还没有形成，官商垄断和权力寻租造成巨大的不公平现象。而在人才领域，人才价值衡量体系的不对称现象就更加严重。换言之，“人才利润不平均率”在中国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心态不平衡的根源。

    这个现象的存在，也许是暂时的。但对于今日的奋斗者们，它的现实存在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颠覆了人们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的心态平衡，使得本来就倍受社会不公平之压的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市场居然也如此不公平。

    这是一个不同体制并存、不同价值共生、不同思想共鸣的时代。体制、价值和思想的不同，导致了人才共同价值的不均等。全国各地许多民办学校里，老师上一天课的报酬，往往可能超过官办学校老师一个月的工资；许多脱离了政府或官办机构而进入企业、私营企业、外企的踏浪赶海的勇敢者，一个月的收入，每每可能超过传统雇主那里一年的薪水！

    在这个多种经济形式、多种雇佣关系并存的中国，“人才利润不平均率”，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刺激和摇晃着许多本来心安理得、风平浪静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们在简单的算术面前，失去了心理的平衡！

    80年代嘲笑别人“下海”呛水的枯干的笑声，还没有从耳边消失，21世纪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崛起的一代新人，已经带着惊人的财富远航归来！呜——呜——呜，这是财富的呼叫，这是价值的凯歌，这是地位的荣耀——呜、呜、呜——很多人，居然把胜利的号角，吹到了国家政府最高殿堂里，作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在政协人大会议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平起平坐，举杯相庆，共商大计，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一代天骄！

    一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无非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在五百元月薪离家近和六百月薪离家远之间“困难”地徘徊。但一个从事复杂劳动的知识型雇员就不一样，他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值一个月一千人民币，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值一万人民币。人才价值，也就是人才利润，一夜之间能够普遍升值十倍甚至更高。

    学术、政府和企业，知识分子就业的三大领域，存在着惊人的人才利润失衡：政府机构薪水最薄、待遇最差，但权力、特权和显赫的地位，使许多人欲罢不能；学术科研机构，虽然工资总是那么低，但是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有相对的精神空间，也有业余创收兼职赚外快的可能，所以人们一边愤愤于外面的花花世界一边又恋恋于自己的教研室；收入最高的外企、私企或自己创建的企业，是这个时代最性感的去处、最撩人的部位、最拥挤的乐园，但是，企业的风险、经营的压力、商场的“污浊”以及金钱必然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念、人格心理、素质组合往往又形成生硬而疼痛的挑战。

    中国政府正在提高它的雇员的工资。大学教授的待遇不如一个补习班老师的情况，中国大学也不想继续下去。当先进生产力已经进入了中国教育的某些领域，并且在人才利益报酬上显示其强大功能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将不得不在变化的路上，找到一个既能留住世界一流人才，又不至于导致大学破产的薪酬和待遇制度：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向全球求贤：院长工资待遇100万人民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向世界求贤：项目负责人年薪50万人民币！”

     “南京大学某某项目主任，年薪20万人民币！”

       这样的报道，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教授工资超过10万以上的，根本不再令人兴奋。更令人兴奋的是，经济领域的深入改革越来越体现出科学与知识就是生产力这个真理的力度，大学里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经济大潮，等他们从水中爬上岸时，裤兜里已经装满了从企业家那里分来的螃蟹和鱼虾！不爱实物的，有货币；不喜铜臭的，有实物。我认识一个管理咨询教授，在替青岛橡胶二厂（生产避孕套）做完一个咨询项目之后，家里有连他孙子可能都用不完的超薄产品！我说孙子肯定不够用，他坚持说孙子再像爷爷，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使用率！

     我一直非常推崇的陈章良的故事，其实就是这个冰山迸裂的第一个清脆的声音：它宣告了知识分子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创造财富。国家终于认识并承认了，知识分子创造的财富，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应该拥有的酬劳！

从本质上讲，大学不是经商挣钱而是搞学术思想的地方。但是，侧重社会实践的许多专业，比如工商管理，你不介入商业咨询简直就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拥有方正股份的王选教授，你能说他不是伟大的学者科学家吗？哈佛大学的法律、管理甚至教育系，其培训课程收费之高，实在是匪夷所思（几个星期的短训班，往往要收四五万美元）。

    于是，这个时代的教授们，以你这个副教授为经典例子，就面临了多重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1，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人才利润不平均率，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同样还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和他们可比的收入人群相比，肯定心理不平衡。

2，但是，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之一，是大学教授们兼职挣钱、参与商业活动成为一种风尚。据说北大法律系、经济系的教授们都很有钱，许多法律系教授，同时或先后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做教授的同时或之后，成为名律师，成为了百万千万富翁。北大生物系，自从陈章良时代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他们的科研如何在市场中创造了财富，提高了奖金！换言之，在中国的大学内部，利润不平衡率也是一个严重的

3，体制的惯性，个体的惯性，心理的障碍，能力的局限，金钱的诱惑，清高的快感……无一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大学教师们……这也是一个时代特征。

     面对这个时代，你该怎么办？是读博士，搞管理，做资产评估，还是呆在大学做管理理论的研究？让我来分析你个人的特定困境以及造成这个困境的原因：

     1，当年你读完MBA之后，本来就应该加盟企业，而不是选择大学。弃商从学，是你一切痛苦的源泉。MBA注定就应该进入企业，你却阴差阳错地留在了学校。别告诉我说这是“分配”造成的。事实上，这肯定是你自己的选择。假如你真的有从商的冲动，有挣钱的决心，这个年头，谁能绑得住你往企业跑啊！轻商重学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你当时的人生选择。而今天，这个价值观念依然在折磨你。使你在企业和大学之间左右为难，负戟彷徨。你要知道，你的问题是一个心态问题，是一种价值观的困惑。

     如果我是你的话，可能左手给徐小平写信，右手给系主任打辞职报告，然后，两只手捧着一份工作简历，去找需要我服务的企业求职去了！

    2，你说你“30多岁了，反而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了”。其实你适合干什么，我老人家一目了然：你适合搞企业管理、企业咨询、资产评估嘛！你MBA学位，你有资产评估证书，你是管理系副教授，你是这方面杰出的难得的专家！企业家是稀有动物。即使你不具备企业家的稀有品质，你至少可以配合企业家，成为那些稀有动物身边稀有的人脑！把你30多年来学到的东西，和企业管理实践结合起来！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60年代就这么说了，你却不知道！落后分子啊。

    把知识商品化，把思想市场化，把理论金钱化，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从你做起，从我做起，从你的专业做起，从明天辞职做起！

     3，你拿了注册评估师资格，但“一直没有从事这个工作”。有了资质而拒绝应用，这和你读完MBA拒绝搞管理一样，是暴殄天物的行为，是自我虐待的倾向。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依然不大——你可以从头再来！没有经验，今天就去做起来，哪怕漏洞百出，洋相连天，但今天的尴尬就是明天的成熟，今天的失败就是明天的成功。早期留学生出国，没有一个有端盘子做waiter的经验，但大家都是通过把老板的客人气走吓跑学会了打工，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你怎么就不可以呢！

     行动，而不是思考，也是这个时代的呼唤。

     4，你要做副教授吗？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这样走下去，作为副教授感到的痛苦，等你熬到正教授的时候，可能正好比现在强一倍！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时代所不幸存在的“人才价值不平均率”在你身上可能会体现得更加严重。你已经做了无数错误的选择，现在，当你面临人生第二次选择，你依然舍不得这个学位和职称。而这种价值观，将使你越来越远离你真正渴望的生活。原因很简单，沿着职称体系走上去的人，追求的是体制内的承认，站在了“人才利润不平均率”体系中弱势的一侧。而体制内的价值判断标准，其实是对于人才的一种不公平——因为“人才利润不平均率”为害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体制内学术机构给知识分子的报酬。

5，是否还要考博士？“如果在高校待着，读了博士应该比不读有用，起码将来上职称等是有用的”。考博士，仅仅是为了将来评职称用吗？求求你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强烈反对。因为你在这里流露的，是对于“职称”的膜拜，而不是对于“博士”所象征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追求。你对于商业缺少激情，但好像你对学术也不感兴趣。

      其实，博士及其象征的学术研究，与MBA及其象征的管理实践，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不是大米小米的区别，它们是苹果橘子的关系——橘子红了，苹果也会甜起来的。无论是搞学术，还是做管理，都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都有它独特的存在理由。即使在中国这个人才利润不平均的时代，其实二者都可以获得相同的价值。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该考博士，问题在于你到底为什么要考博士！

    假如你要考博士，你的思路应该是：通过考博士，进一步研究中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选择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一辈子深入研究、授课、写论文、出书、做报告，参加达沃斯特论坛（只是不要陪同牟其中这个骗子），出入博敖经济峰会（假如见到龙永图请代我向他致敬）。愿意时，就给企业提供一些管理咨询服务，不愿意时，就在自己家里认真钻研古今中外管理思想和理论，沿着学术道路，作为一个学者，为了中国管理科学的成熟，前进！

    事实上，做到这一步，你的经济收入也不会太少。稿费课酬长流水，企业讲座金钱雨。因为你的学术名声，说不定会被几个大型企业请去做独立董事，拿着丰厚的袍金——这是我从香港人那里学来的词汇，好像指的是董事的酬金——回来一数，一次董事会的收入可能就超过了一年的基本工资！啊啊，人才利润不平均率，原来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把它一举打碎的！

     北大著名教授朱青生（“漆红桂林一座山”和《十九扎》的作者），有一次亲口对我说：当一个学者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的高度，生命所需要的最高财富他就都会拥有：这个最高财富并不是金钱物质，而是人生最高意义的精神的实现。

    我非常深刻理解他的话。当时，作为走出了北大也就走出了学术、进入了新东方也就进入了市场的我老人家，恨不得找个地洞钻到底下去。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精神的实现，才是真正的富有与真正的幸福，真正地实现了他自己——我感到了我自己的苍白！

对不起，我可不是在宣传一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一会儿崇尚金钱，一会儿崇尚精神。你可以读一读《图穷对话录》里的第一篇“丹麦公主”，就知道我的真正思想了。

我的真正的思想是：我们追求精神，但是不蔑视财富；我们追求财富，但是不背弃精神。有人会在创造财富时成为世界第一，但在精神追求上也成为绝代佳人——比如在世界各地创办“开放的社会”研究所的索罗斯、创办了汕头大学和东方商学院的李嘉诚、捐献100亿美元资助人类攻克癌症、艾滋病的比尔·盖茨——假如他捐两个亿（美元）帮助我们征服非典，我就更喜欢他了。

我宣传的，是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奋斗的价值、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是一个人在其有限的有生之年，到底要追求什么的问题。

人才利润不平均率也许客观存在，但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利润、看不到金钱，甚至看到金钱，也不愿意去为之奔走、奋斗、努力的朋友们。你是这样的朋友吗？千万不要接受这顶帽子！

    选择决定命运。而决定我们选择的，并不是性格，而是价值观念。我的信，从头至尾讲到现在，谈的只是价值观念。作为管理学副教授，一个站在商品经济最前沿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其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