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知道自己被录取了一定特别兴奋？

　　沈柏年：最高兴的是通知书来了。当时一看自己考上了，欣喜若狂。单位的人也都来祝贺，我们到了饭店，买了一大桶啤酒，痛饮了一番。

　　记者：重回学校，是不是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沈柏年：重新考回去的都是想读书的人，而且，那时候百废待兴，多年的“知识无用”论终于失效，“学知识振兴国家”的气氛非常浓。虽然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才刚刚恢复，条件非常艰苦，11平方米的宿舍里住了8个人。但大家学习非常用功，一大早就起来跑步，操场上很早就书声琅琅，阅览室稍微晚点去就没了座位。

　　记者：考上研究生那年你已经32岁了？

　　沈柏年：当时是好几届的学生一起考，年龄最小的只有22岁，大的三四十岁的都有。我那时结婚已经6年，儿子5岁。我爱人是第二年考上的。我们把孩子留在上海由老人带，我们俩在学校过着单纯的学生生活。我们是带工资读书的，每月工资是54.5元，而伙食费只需15元到18元，所以每月还有很多节余，而且，以前在农村时，基本上是无缘于体育运动，刚回到学校时，打篮球不到五分钟便气喘吁吁，一个月后，打一个半小时都没问题了，这样，身体上的活力也被激发出来了。那真是我的生命中最难忘和最美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