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大学毕业后，您一直在唐山市政府农业处工作？

　　沈柏年：当时毛主席有句话叫“扫地出门”，因此，我们那一批大学毕业生都被分配到了县级以下的单位。插队劳动一年后，我被分配到唐山市政府农业处工作，到农村去“蹲点”。

　　记者：当时觉得很失落吗？会不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沈柏年：这种感觉不是特别强烈。但我们当时在农村的确很苦。不过，多年后再回忆起当时的生活，也觉得那段受苦的经历，对于人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笔财富。

　　而且，那段经历也让我更好地了解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比如，当时的浮夸风还是很盛行，很多事情还在搞形式主义。如果一听市里领导要来检查，村里的男女老少齐齐出动积肥。领导来之前，大家都休息、聊天，让一个孩子坐在肥堆上望风。一看领导来了，大家才“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当时觉得这种弄虚作假不是好的作风，但那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个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跟着。

　　记者：当时知识分子已经是“臭老九”了，您还坚持学习吗？

　　沈柏年：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确很低。但在农村，我们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农民很淳朴，对知识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敬意。因此，尽管当时“知识无用论”大行其道，我还是很用功地学习。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每天都会看四个小时以上的书，每晚都读到十一时。如果一两天没看书，就会心里发慌，觉得自己在荒废。我当时读的主要是关于马列主义的理论书和一些历史书，《资治通鉴》就是那时通读的，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